汪精卫当年以行刺清吏轰动全国，后却以对日退让政策激起前进青年的公愤。1935年11月1日，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，会毕，全体委员下楼合影。以晨光通讯社记者身份为掩护的暗杀者潜入采访，由孙风鸣执行，向汪连发三枪，击成重伤。汪于1944年终因枪伤迸发而死去。起自暗杀，死于暗杀，也是他的宿命罢。
当辛亥革命之前数年，汪兆铭就与同忧之士黄复生、喻纪云、曾醒、方君瑛、黎仲实、陈璧君等组成一小型暗杀团体。其中喻纪云是化学实验专家，他与黄复生担任炸弹制造。武器包括日本日野大尉发明的三十六响铁枪及自动炸弹，曾以小猪为牺牲目标，启动电门。原定刺杀西太后的外甥端方，后以其人在清室尚算比较开明者，故转而选定刺杀载沣。惜在当年2月23日所埋炸弹因有新掘土痕而被消防警卫窥破，当局顺藤摸瓜，终在3月7日把汪、黄二人捕获。捕后尝有长达四千余字的历史供词，指斥立宪之虚伪，倡言革命之必需，姿肆汪洋，回肠荡气，为同志推卸责任，而揽之于己身，并抱定必死的决心，期以振起中国，为“后死者之责”。他曾有诗谓：“慷慨歌燕市，从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块，不负少年头。”颇传诵一时。
当时国内外舆论，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，一般顽固官僚，原也作此主张。后由警、政多方要人会审，尤以肃亲王认为立宪时期杀一志士，除迫更多党人铤而走险以外，别无好处。遂改为终身监禁。黄克强先生认为，人民在迫不得已时，方可从事暗杀之道。汪兆铭、黄复生在革命党内起重要作用，又以稳重著称，所以此次暗杀实属唐突。清政府留之不杀，算是聪明。如开杀戒，崇拜他们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就会以血还血地进行报复。（参见《黄兴年谱长编》157页，中华书局版）后因革命形势飞速发展，次年（1911年）武昌首义成功，数月之内，光复达15省之多，而汪氏也在这年9月16日获释。
汪精卫乃一介白面书生，眉目朗然，如玉树临风。清末民初之际，他倡言革命，雄辩滔滔，为《民报》主笔，极得孙中山先生的信托。银锭桥事败被执将责任尽揽己身，而开脱同志，不啻党人佳话。即在清廷当局，亦为之敬畏不置。后来为了和蒋介石争正统之位，竟百计逸出轰炸区去给敌人叩头，前后悬殊如此天差地隔，真是一龙一猪，南枝北枝都是他了。他之费尽心机作了儿皇帝，这种可怖的变态心理，足供心理学家作样板研究了。
张恨水先生的作家朋友纳厂（庵）从前有一篇论人物评价的文章，其中说“声伎晚岁从良，一世之烟花无碍；贞妇白头失守，半生清白俱非。”其言十分沉痛，借来评骘汪兆铭，也甚恰切。
后来汪精卫脱离重庆，到达香港，重庆方面看这个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有不可挽回的降日之心，乃以激烈的暗杀手段对付。汪氏以当时中国第二号政治人物，于国危民辱之际，侧身敌国翼下，忘情于父母之邦，到底无法博人宽囿。军统特务一路穷追，发展成惊动一时的跨国刺杀，但毕竟是由政争胜负未晓而来的惊惶失措，适见其小丈夫心志。倘汪氏承续他早年革命的志节，使清明在躬，志气如神，凛然示人以不可犯，则即如不仁不义者也不敢出此下策，军统敢以暗杀对付，确也证明他自身有不可弥补之缺漏。1939年1月，戴笠亲临香港指导，第一个遭其暗算，险蒙不测的便是汪系《南华日报》总编辑林柏生，他在下班途中，被人持铁棍猛击，此人头骨十分坚硬，昏死后不久复苏。其后，另一与之面貌相似的男子在他家住宅附近被击毙，当了他的替死鬼。汪精卫本人自1938年底抵昆明，即藉了龙云提供的飞机飞赴越南河内，而蓝衣社（军统）的暗杀活动，也即从香港搞到河内来了。当汪的政治秘书曾仲鸣住在河内的旅馆担任内外联络时，即为蓝衣社分子紧密包围。晚上则与汪氏一家住在高朗街27号——一座幽静的花园洋房。1939年3月21日，凌晨二时半，特工人员六人砍开竹篱，从铁栅栏爬入花园，以人踏人的方式，攀上门窗，再以钩索爬上三楼屋檐，开枪击中站在楼梯的卫士，又在厨房门口击倒二人，遂冲到曾仲鸣卧室房门，将门砍破，时曾氏夫人方君璧女士已闻声起视，即被一枪射中腿部，特务旋即向曾氏作密集扫射，行刺者见目的已达，又以为被刺者为汪精卫，于是急图遁去。这时当地军警和汪氏卫士已开始反击，经一阵追射，捉获重庆方面杀手若干。当时逸脱的行动组特工头目王老侨，后在上海被汪系特工捕获处刑。其后汪精卫所撰《曾仲鸣先生行状》中，关于他切身经历的暗杀有一对比，充满悲音哀调。“呜呼，余诚不意今日执笔为仲鸣作行状也。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党部为凶徒所狙击，坐血泊中，君来视余，感甚，余以语慰之。此状今犹在目前。乃今则君卧血泊中，而以语慰我也。余当日虽濒于死，而卒不死。乃今则君一瞑弗视也。茫茫后死之感，何时已乎？……”曾仲鸣弥留之际，说了几句话：“国事有汪先生，家事有吾妻，无不放心者。”其妻方君璧，是革命元勋方声涛、方声洞之妹氏，从小看到两位兄长追随中山先生为国奋斗，受到影响，锐意问学，志节坚定，廉正节操，早已养成。她虽未死，亦身中三枪，她有什么错呢？顶多算嫁错了人罢，亦遭此厄运。蓝衣社的跨国暗杀，源于蒋介石的授意，民国后期李宗仁先生多次讥弹蒋氏，他最反感的就是蒋的这种动辄使枪弄械的江湖习气。
汪精卫受此惊吓，经过一番东躲西藏的巨大周折，方于4月28日逸出河内，辗转抵达上海。其间充溢着与政治斗争有关的间谍战、神经战的神秘氛围。后来上海的报纸追述了一个细节，说是汪精卫在河内暗策逸脱的时候，常在郊外河边钓鱼，每天总有一个人经过他的身旁，每次都要揩鼻子，普通人用手帕，这人用纸。太阳西沉时分，有人细心拾起纸团，“汪先生能逃出河内便是这些揩鼻纸的功劳，这些纸便是联络的记录，利用钓鱼的时候，在街边交换情报，这用意是相当周到的。”（上海每日新闻1940年12月4日）
摘自《鬼神泣壮烈》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伍立杨著
定价：14．8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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